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句宣传标语这枚羌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是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的。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因为带上五星聚会的“天象”，许多年以来，该织锦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说，它是占卜天象的吉祥语；也有人说，它是一条伟大的寓言，甚至，天文考古学家、美国学者班大为曾激情地“推算”认为，伴随年9月下一个五星聚会奇观到来的，中国很可能再次走向繁荣和富强。

这些，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很多，不多说了。奇怪的是，与“五星”织锦制品同时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专家们根据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认为，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但是，很多人都对这个“讨南羌”闭口不谈。这是因为，有人认为，“南羌”指的是我们古代的羌民族的一个别支——西羌，而讨“讨南羌”这话多少有些“不好听”。

事实上，我们得尊重历史，它不是某些人“小心”或者“不好听”出来的。战国时羌族兴盛，有很多分支，蓖中种（即越锚羌）、白马种（即广汉羌）和参良种（即武都羌）等等。西羌在那个时候大约就居住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以及兰州与西宁一线，即赐支河（在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又名赐支河曲，可能是羌人对黄河的称呼）和湟水河之间。

公元前年西汉王朝建立，进入中原的羌人已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而未进入中原的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陇西以外，大都散布于长城以西，特别是河湟地带。这些羌人部落曾臣服匈奴，但汉景帝时，汉朝强盛了，羌族一支研的后代留何率种人请求归附，为汉朝守卫陇西要塞。汉景帝欢迎他们来降，并把他们迁居到陇西，安排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武山县东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五县中，与汉人杂居，共同守卫西北边防。

然而，这些人有时还会与匈奴“联合”在一起，对付汉朝，也就是说并非死心踏地臣服。后来，汉武帝匈奴人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军事行动，这使与匈奴人勾结的羌人也受到了冲击。尤其是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一方面西羌和北匈奴被南北隔绝，不得交通，两者勾结对付汉朝已经特别困难了；另一方面是，汉朝可以直接对西羌用兵，对其发起军事打击，使其孤立无援。

事实也是这样的，公元前年分布在今甘肃临夏以西和青海东北一带的羌族部落结成同盟，合兵十余万人，会攻汉朝的边郡令居县(今甘肃永登西北)和安故县，包围了枹罕县(今甘肃临夏东北)，边关告急。公元前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十万人，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军事行动，解枹罕之围，平定了诸羌的叛乱。

战争胜利后，为了强化对羌人的管理与监视，汉武帝开始在羌人居住的地区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内附汉朝的诸羌部落。从此，青海东部开始成为我国的行政管理区域。但是，还有一部人居到西海（今青海湖）、盐池（今茶卡盐池）地区，向青藏高原的“纵深地带”发展了，而汉朝护羌校尉所辖羌人部落也一直不是太安分，这就有了后来的赵充国平西羌。

赵充国(公元前一前52年)，字翁孙，西汉上邦人，是一位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军事家。

公元前61年，这一带的羌人部落又出来闹事了，汉宣帝命赵充国率骑兵万余人前往平定。7月，修筑垒壁以防守瓦解为主的赵充国见羌人戒备松懈，向当时羌人最大的部落先零发起攻击，重创羌军。汉军追至枹罕羌驻地，赵充国严禁士卒焚烧房屋与割禾放牧，接受了万万余羌的人投降。到年底，此次叛乱完全被平定了下来，反叛的5万羌人，除战死的数千部分外，降者3.万多人投降，只有余人逃脱。汉军大获全胜。

历史上把这场战斗称为赵充国平西羌之战，胜利后，汉设金城(郡治允吾，今青海民和下川口附近，一说今甘肃永靖西北)属国，赵充国继续率军屯田，使这一带的事态彻底平定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一历史事件被今天很多人与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联系在了一起，具体的说法是：公元前61年或者在此前一两年，出现了五星聚会的天象奇观，汉宣帝令赵充国出击，结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是个大祥瑞。

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有错，但它分明有臆想的成分。为什么呢？即使当年出现了五星聚会的天象奇观，但两者之间是有些远了——赵充国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打仗，“宣传标语”（即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怎么就被“贴”在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呢？显然这是不合适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南羌即南山羌。《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汉初被匈奴击败而远迁大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即南山羌分布在敦煌至张掖的祁连山南边。今天的学者认为，今甘肃、青海相交处有野马南山、党河南山、疏勒南山、托来南山、走廊南山，应是当时南山羌的分布地。但是，这种说法有些太绝对了，事实是，汉代在西域昆仑山北麓分布有羌族，亦称南山羌，汉朝打能西域后，南山羌与西域其他各族都接受汉政府的统辖。

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处东西交通要塞，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约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尼雅河下游尾闾地带。而尼雅河发源地昆仑山在古代也被人们称为南山，这条长达公里河流的古河床将将尼雅遗址区向北推移了几十公里。在尼雅河的上游,，发现过人类早期活动的遗迹，说明了人类很早就在尼雅河畔活动。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这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即在当时，是不是分布在昆仑山北麓的南山羌对绝精等小部落造成了威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宣传标语”才不失时机出“冒”了出来，或者说是应用而生了？

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西域诸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最少的仅有几百人。

汉朝势力最初进入西域后，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掌控西域，汉武帝并未设置管理西域的机构，只是于公元前年设置了使者校尉，是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率士卒数百人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积谷，以供应出使西域的使者。

但是，汉朝政府却有着较为成熟的统治理念，不仅在统治方式上，注重政权机构的建设，将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变通地实施于边疆地区，而且有效地打破了西域地区“无所统一”政治格局，把西域诸国有机地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统治体系之内。

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朝政府命令蜀地织造了一批带有“宣传标语”的织锦，运往西域，在通过提升自身形象宣传的同时，警告那些时常扰乱诸如精绝国这样的小部落的“南羌们”，进而达到使其“安分守己”的目的。而这一切随着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行使国家主权之时，已是瓜熟蒂落。

这就是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最早是用来维护统一、稳定团结、提升国家形象的，是以舆论宣传的形式出现的，而在西域出土的另一样文物，也似乎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佐证。它就是“汉归义羌长”印。

“汉归义羌长”印是年新疆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的出土的，高3.5厘米、印面每边长2.3厘米。此铜印正方形，卧羊钮，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5字，是汉政府发给羌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更加有力地说明，汉代在西域昆仑山北麓分布有羌族，与西域其他各族都接受汉政府的统辖。

学者们根据《汉书·西域传》、《三国志》、《西域图考》等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结合一起出土的文物分析研究认为，在西域诸国中的若羌、西夜（今叶城县境内）、子合（今叶城县境内）、蒲犁、依耐、无雷，应是羌人建立的。而羌人活动的范围包括塔里木盆地东部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至帕米尔这一广大地区。

出土“汉归义羌长”的新和与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民丰，一南一北，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漠的两端，但一个“羌”字却把它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今天专家学者认为玉奇喀特古城可能就是东汉王朝时西域都护府它乾城所在地。

两样文物就这样成了大汉王朝统一管理西域的见证，也是羌人在新疆南部生活的印证。从被“讨”至“归义”，这中间不可否认的是，羌人在新疆南部的开发是有一定贡献的。甚至，他们在汉朝灭亡时，羌人是与汉军并肩作战的。而这，我们在以后的文章里讲。（文/路生）